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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——

中国经济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

作者:任焱 来源:中国财经报 发布时间:2018-10-11

  当前,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。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看来,虽然这一转变并没有直接指向速度变化,但事实上,高质量阶段就意味着经济的中速增长。在近期举行的长平经济论坛上,刘世锦判断,中国经济已初步转入中速增长平台。

  经济发展将会找到新的均衡点 

  “增长阶段转换是一个‘转型再平衡’过程。”刘世锦说,过去几年,中国经济就处在增长阶段的转换期。此前之所以面临着较大的增长下行压力,是因为中速增长平台还没有找到。

  进入中速增长平台,经济会出现两个底部。从需求端看,是高投资触底,表现为三大终端需求,也就是出口、基础设施、房地产三只“靴子”的落地。随着需求侧回落,供给侧也会相应地进行调整。“供给侧改革的真实意义,即是在需求放缓的条件下通过供给相对收缩,达到新的供求平衡,推动供给侧企业摆脱困境。”他解释道,目前供给侧也基本触底,有两个指标表现得最明显:一是PPI在54个月后恢复正增长,二是工业企业盈利明显上升。

  刘世锦指出,触底是一个复杂过程,需要多次验证。2016年,提出经济开始触底或接近底部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判断;2017年,经济触底并转入中速增长平台得到初步验证。他说,所谓触底的确切含义是“稳住了”,不再下降,开始进入中速稳定增长的“新平台”,不会出现大的V型或U型反转。且现有的逻辑和事实均不支持经济触底后大幅反弹,甚至重回高增长轨道。

  数据显示,2018年上半年,终端需求出现一些季节性回升。刘世锦说,今年下半年,即使不存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,经济增长也会下行。其主要原因是治理地方隐性债务导致的基建增速下降。随着房地产、基建投资下行,经济发展会寻找新的均衡点。

  刘世锦判断,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,中速增长平台将有一定幅度下移。此后,我国经济将逐步进入终端需求趋稳的阶段。而存货、生产性投资等将成为波动主因,即大L型加小W型波动的状态,进而转入一个动能转换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较强的增长阶段。“今后3年,只要我国经济年均增长能保持在6.3%,即可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。此后,中速增长平台可能会调整到5%-6%之间或5%左右。”他说。

  对于经济增速,刘世锦特别强调,判断增长速度高低要与所处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挂钩,在高速增长阶段,7%可能就是低速度。但在中速增长阶段,5%以上就是高速度。于我国而言,中速增长平台形成后,根据国际经验,将可能持续10年乃至更长时间,从而为实现2020年和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打下稳定基础。

  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 

  刘世锦指出,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,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。

  一是社会共识和政绩观。高质量发展阶段,如何把发展更多地与“质量”“效率”等概念挂钩,需要从决策者到普遍民众系统地转变理念,或者说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共识。转为追求质量效率的政绩观,除了“认识”问题外,重要的是确立新的评价考核体系。

  二是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开放、流动与优化配置。中国产品市场开放程度较高,但要素市场仍然是中国市场体系发展中的主要短板。大都市圈的推进、产业转型升级、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等,都无一不受制于要素市场的短板制约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,最重要的还是打破要素市场上的僵局。

  三是重大结构性问题的理顺与调整,包括行政性垄断导致的效率差异、“脱实向虚”背景下的经济泡沫、收入差距与社会阶层固化、创新驱动发展所需要的自由探索环境等重大问题,需要理顺和调整。

  四是金融风险形成条件变化和有效防范。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是一个“转型再平衡”的过程。从日本、韩国等经济体的经验看,这段时间是金融风险积聚甚至出现金融危机的时期。终端需求中,房地产、基础设施建设等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后减速,带动产业领域去产能,再带动金融领域去杠杆。我国能否比较平稳或“有惊无险”地过好这一关,无疑是一个严峻挑战。

  五是地方性要素粘性与高价值区域的形成。所谓地方性要素粘性,是指通常说的“投资环境”或“发展环境”。在高质量发展阶段,重点发展高技术含量、高附加价值产业,能否把相关的高知识技术密度要素组织起来,并具有粘性,显然对要素市场条件、政府能力、产权保护、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等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要求。

  六是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与发展。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的创新,相当多的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都来自企业。各种破除对企业家精神束缚的改革应该摆在优先位置。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,应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,而不能仅限于并不稳定的政治承诺、政府文件或地方性、阶段性人事关系支撑。

  面对这些挑战,下一步如何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?在刘世锦看来,“摸着石头过河”是一个重要的改革理念。改革的本质是一种创新,就是探讨一种以前没有的、比现在体制要好的新体制。于此,通常只知道大方向,但不清楚具体形态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,面临着不同的改革难题,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同时需要顶层设计,二者并不矛盾。顶层设计主要解决两个问题,一是指方向;二是划底线,什么事情不能做,什么样的局面要避免。在明确方向和底线的前提下,到底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政策合乎实际,真正管用,还是要靠“摸着石头过河”——在大量试错的基础上找到对的办法。

  他认为,我国过去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的机制是地方竞争,这实际是多个主体试错的过程,降低了试错成本,且摸索出不少推动高速增长的办法。目前,我国面临的是高质量发展这条新的“大河”,也必须通过探索、试错、竞争逐步形成新的有效模式。比如,最近各地正在出现一些有意义的尝试,像“抢人大战”——通过一定优惠政策,不仅抢高端人口,也包括普通劳动者。这反映了地方政府在人员流动理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再比如,出现了区域性创新中心或创新性城市,像深圳、杭州和北京中关村地区,中高级生产要素粘性比较强,能把各种创新要素集中起来。这些是通过市场竞争、要素流动自然形成的。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,应当允许地方有较大的“自选动作”空间,调动地方、企业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,允许有个性、有差别,允许试错纠错,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和政策。

  优先推动与高质量发展配套的重点改革 

  稳增长到底该怎么稳,取决于目标选择,即速度和质量中谁服从谁。以往是速度优先,其他指标服从速度指标。刘世锦表示,转向中速增长后,经济不再具有那么高的增长潜能,因此,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转向质量优先,由质量指标决定速度。

  高质量发展并不是抽象的概念。刘世锦建议,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应主要关注五个指标:就业、杠杆率、企业盈利水平、资源环境可持续性、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。与上述指标相对应的增长率,就是合适、可持续的增长率。增长速度过高,上述质量指标就会出现问题,比如,招工难,财政金融风险加大,企业盈利不稳定(产能严重过剩,PPI过低),环境问题突出(PM2.5过高)等。不过,他也强调,高质量增长不是完全舍弃GDP指标,而是不要低效率、低质量、不可持续的GDP增长率。

  近期,通过投资基建、房地产稳增长的呼声又起。对此,刘世锦认为,如果经济短期内出现快速下滑,将基建作为对冲手段可以是一个选项。但是,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以后,基建和房地产已经没有太大潜力了。根据他的研究,基建、房地产投资历史需求峰值已过,而且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际比较发现,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,现价段中国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比重明显过高,其中,基建投资比重高于国际标准结构一倍以上,卫生、社保和福利等领域的政府支出则明显低于其他国家。

  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内需,关键是要转变思路,打破相关的体制政策屏障,让新动能浮出水面。刘世锦认为,以下三方面的改革应该摆到优先位置。

  一是加快开放城乡之间土地、资金、人员等要素市场,允许相互流动,优化资源配置。重点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,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。在农民要进城、城里人也想下乡的情况下,应打破一些长期流行,但背离市场经济规律、背离现阶段城乡发展实际的思维定势和说法。在一些关键领域和环节,如,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、同等入市,宅基地进入流转,小产权房等问题上找到出路;城镇人员和资金可以下乡置业创业等方面能有大的突破。这方面的改革突破,有利于降低城市房价,降低城市营商成本,保护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;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,特别是财产性收入,加快小城镇发展和乡村振兴;也有利于拓展基建、房地产的合理增长空间。

  二是打破行政性垄断,在基础产业领域放宽准入,鼓励竞争,降低能源、物流、通信、资金、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。五大基础性成本看起来是实体经济投入品的成本,实际上是典型的制度性成本。如何降低,关键是要把已定的改革决策落实到位。如,在电信领域,近期联通试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,推出低价产品,很快带动了几大电信公司较大幅度降低资费水平,出现了未曾有过的竞争局面。这说明通过改革降成本是行得通的,甚至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。这方面的改革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成本,也能够增加有效投资。

  三是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。下一步经济发展,空间最大的是服务业,其中与发达国家差距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,包括研发、金融、咨询、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,医疗、教育、文化、娱乐、体育等社会服务业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技术大都是软技术,知识是不可编码的知识、体验性知识。吸收这类技术、知识,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,必须推动更具深度、更有特点的对外开放与合作。以往开放的重点是吸引物质资本、成熟技术和管理方法等,下一步开放重点则应转向聚集提升人力资本,提升在全球科学前沿和技术前沿的创新能力。比如,可在创新活跃地区,设立若干个高水平教育研发特区,在招生、人员聘用、项目管理、资金筹措、知识产权、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,给出比较大的自主选择、自由探索空间。刘世锦特别强调,对内开放要先于对外开放,允许外国人做的,应先让中国人自己做。大量事实说明,如果能给予真正有本事的中国人、中国企业公平准入和竞争的机会,中国的竞争力是不会差的,而且是很有优势的。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,有助于提高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市场竞争力,并形成重要的增长动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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